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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泊異鄉的獨白
(下)
文 / 莫非〈陳惠琬〉
 一個聖誕夜，我們在朋友家吃過晚飯，決定去看一場子夜電影。那晚剛下過大雪，是真正的銀色聖誕，大地白茫茫像鋪了層厚厚的地毯，車開過，連聲音都是悶沙沙的。綴著彩燈飾物的街景閃爍著節慶氣氛，細看，方知人去樓空，店內店外靜悄悄地，杳無人煙。
七轉八轉到了電影院，無車無人，透露著被遺棄的荒涼。聖誕夜電影院居然不開門，兩人愣在那兒有些意外，我們都忘了這是老美在教堂裡慶祝耶穌誕生的日子。
「逛逛？」他側頭問。我點頭同意。月光下的聖誕夜景，應別有一番風味。車子順著街道走，櫥窗的壁爐燒著假火，聖誕樹下包裝著一盒盒七彩炫麗的空禮物盒。看來熱鬧，卻不知怎麼勾起我內心寂寥的感覺。美國對我來說，一直像張美麗的畫報，永遠只能站在一旁觀看，卻總走不進去。
四處皆是空蕩蕩，好似一座紙雕的鬼城。置身其中，冷風習習吹過，不禁打了個寒噤，又開始對自己害怕起來。不是只要身邊有個可以長相廝守的人，天地再大也有我們可以安身之處麼？為何自己的心底仍有一個填不滿的洞？好似不論我把握住什麼，都會由那個無底洞唏哩嘩啦地漏得無影無蹤。
就在此時他伸過手來說：「嫁給我?」我一驚，反彈地便說不，同時也悲哀地看到自己的處境。
從踏上美國這塊大陸之後，我便喪失自己生活熟悉的界線。多年來摸索來摸索去，不就在為自己定義生活的天地？
原以為愛情便是我生命的意義。好像住在廣大土地上的人，認定海岸線便是他旅程的終點。哪想到在幾度翻山越嶺來到岸邊時，方發現地平線又被遠遠地推至浩瀚海洋的另一邊。
突然確定婚姻不是我尋找的答案，我不能忍受世界縮小到只有他頭頂上那點大的天，分手便成了必然局面。臨走，他狠狠地？下一句話：「你野心？何這麼大？想要的那麼多？」
這句話在我日後一人獨來獨往的日子裏，特別折磨著我，淩遲著我。我不知道自己在掙扎些什麼？我只知道人生勢必要比這些更多、更深。
後又在感情中幾番打滾，終至心死。漸漸地，生活圈愈縮愈小。每天獨來獨往可以不講一句話。春天到了，驚喜於樹枝冒芽，卻只能在心裏默讚一聲。冬天下雪，發現冰天雪地裏的寂寞，是特別蝕骨的荒寂。病時，天天開玉米罐頭解饑，因沒有溫度計，不知自己病得到底有多深，但自知躺上七天便又能熬出一段人生。
十多年下來，在沒有文化取捨能力之下任由揉捏。環境滲入了我，我也滲入了環境。我像個變色蟲般，見中國人說中文，見美國人說英文，遇到半中半西如自己的，便中英夾雜。但我沒有一刻停止問過：「這是哪裡？我在哪裡？」
一路上我脫下一件又一件的行囊，文化的、家庭的、朋友的、愛情的……外衣、裏衣，直到有一天我赤裸裸，不得不面對自己時，方發現我流了一路淚水，不斷猜疑呼喚的竟是：「你在哪裡﹖」
原來走了那麼遠的行程，卻在內心深處最貼近的地方，找到了生命終程的目的--與上帝相遇。
泰戈爾那句詩成了我最好的註腳：「旅客要敲扣每一生人的門戶，才能達到自己的家門，而人要經歷所有外界的流浪，才能在最後到達聖殿最堂奧的地方。」我其實想的不多，野心並不大。我只是在失去一切可依附的據點之後，才暴露出人不能不面對的一些最基本的關懷。
沒錯，我半生飄泊。旅行了很長一段時間，走過很遠的一程路。但終究讓我敲到了夢寐以求的家門，聽到上帝慈祥的聲音：「我在這裏！孩子！我在這裏！」
自那以後，便再也沒有流浪的心情。
摘自《雪地裡的太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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