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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入華宣教到今年九月四日,即將屆滿二百年。誰也沒有想到這位當年年僅二十五歲的年輕人,竟然在過去二百年中,成為一個寫下歷史的人。
寫下歷史,真好!還有什麼比寫下歷史更好呢?難怪中國大陸的民運人士方勵之教授要寫下他那本鼓動風潮的《我們正在寫歷史》那本書,而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前後,海峽兩岸的青年學生在面對記者的訪問時,都曾激情萬丈的宣告:「我們有一種正在寫歷史的感覺。」
寫歷史!寫歷史真有那麼重要嗎?歷史是什麼?歷史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在最近舉辦的紀念馬禮遜入華宣教二百年歷史圖片展及巡迴講座中,我總喜歡與聽眾朋友或弟兄姊妹分享「我們正在寫歷史」這個題目。每次分享都覺得自己獲益良多,深受激勵。是的,年輕的馬禮遜用他一生的辛勞,走進中國歷史,寫下了華人宣教史的第一章。在他之後,來自世界各地歷代的宣教士,更以他們的青春生命,流淚、流汗、流血,前仆後繼的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寫下了驚心動魄、撼人心靈的華人宣教史。如今歷史的長流已傳承到我們這一代,如果歷史是一面鏡子,請問:面對過去,我們看到了什麼?迎向未來,我們能做、該做、應做的又是什麼?
人是歷史的果
有人說:「人是歷史的果。」真是一點也不錯。因為每一個人都活在他自己的歷史文化社會的傳承之中。歷史文化中的點點滴滴,不知不覺的就形成了每一個不同的個體。所以,一個不瞭解歷史文化的人,往往是一個不認識自己也不認識別人的人。現代的心理輔導學家非常強調重視原生家庭及同儕團體對人性格形成的關係。他們會花很長的時間,費盡心思、抽絲剝繭的幫助求治者從他自己成長的歷史過程中,重新認識自己、瞭解別人。一個不認識歷史的人,是一個不認識自己、也不知如何與人相處的人。說人是歷史的果,真是一點也不錯。
人是歷史的因
然而,人不僅是歷史的果,人也是歷史的因。歷史是一條永流不息的長河,它不僅是一些發生在過去的事件,雖然,這些發生在過去事件的果子,便是今天。然而,歷史的長流當然不會停留在今天,它還是會繼續向前奔流。因此,迎向未來的歷史,我們就是未來歷史的因。因為形成未來歷史的素材就是我們,我們不僅是歷史的果,我們也是歷史的因。未能瞭解歷史的果,我們便不會認識自己;未能掌握歷史的因,我們便不知道如何面對未來,成為一個在未來中缺席的人,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重視歷史的基督教
基督教是一個非常重視歷史的宗教。從聖經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歷史書是構成聖經的最主要內容。從此以後,在西方歷史文化演變中,歷世歷代都有許多基督徒,站在歷史文化的尖端,一方面承接歷史潮流,形成當代文化;一方面盡力詮釋歷史事件,尋求歷史真相,提供未來歷史素材,使得西方歷代歷史文化的內容是一個植基於基督教的文化。須知歷史上固然有許多所謂的歷史事件在不斷的發生,但是,僅有歷史事件的外顯現象,並不能掌握歷史的真相,形成歷史。如何詮釋歷史事件,才是形成歷史的主要原因。然而自文藝復興以後,人的精神逐漸抬頭,以人為中心、以自我為中心,凡事追求看得見、摸得著、想得通的詮釋理論,使現代人只活在歷史現象的表層之中,歷史的真相反而被淹沒不見了,這是特別值得每一個基督徒警惕覺醒的。
說了這麼多理論,也許會越聽越不明白,以下就讓我們從華人宣教史的角度來略加說明吧!
馬禮遜是歷史的果
馬禮遜於一七八二年出生於英國北部諾森布蘭(Northumberland)
的一個小村莊中。這是他無從選擇的結果,所以他一生下來便是一個英國人。而一七八二年正是工業革命的浪潮在英國北部蓄勢待發、蠢蠢欲動之際。在這一股浪潮中,馬禮遜就像當時許多英國人一樣,隨其家人移居到一個新興的煤礦工業都市——紐加素(New
Castle)。他的爸爸決定棄農從工,成為一個製鞋商人,馬禮遜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一個鞋匠店的小學徒。而工業革命所引起的社會變遷,自然也波及馬禮遜原本平靜的鄉居性格,終於使他也成為一個浪跡街頭的叛逆小子。然而經過一段放盪流浪的生活之後,馬禮遜又回到他家族所屬的教會中,重新開始了他屬靈生命的旅程。而那個時候,正逢西方歷史近代宣教運動初起乍興之際,馬禮遜就是在這個時候,知道有關中國的訊息,從而引發了向中國宣教的負擔。如果沒有這些歷史的因素,是不會有馬禮遜這個人的。
當然,馬禮遜時期的中國也是馬禮遜必須接受的歷史的果。滿清政府嚴苛的閉關排外政策、澳門葡萄牙政府拒斥基督教的態度、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對中英關係的專利專賣獨占情形,這些歷史的果更成為馬禮遜入華後無可逃避、必須接受的果。要瞭解馬禮遜,必須對這些歷史的果深入剖析瞭解,否則是完全不可能的。
馬禮遜是歷史的因
如果馬禮遜只是歷史的果,歷史便會停在原點不動,成為一種宿命靜態的歷史現象。然而,歷史卻是一條洶湧澎湃、向前奔流不息的長河,每一分秒均有其迥然不同的形貌。其實,人之異於禽獸者,正是在此。人不僅是歷史的果,人也是歷史的因;人會在承接歷史的果的同時,有所思考、有所選擇,一方面承接歷史、詮釋歷史;一方面改變歷史、形成歷史。因為人既不受限於本能,也不受困於歷史,他會在歷史的潮流中活出今天;也會在今天的土地中撒下未來。人是一個屬於歷史、也創建歷史的動物。
和馬禮遜同時代的許多人,只是他們那個時代歷史的果,便只能隨著那個時代,消失在那個時代的歷史中。馬禮遜卻不僅是那個時代歷史的果,他也是那個時代以後歷史的因。歷史的果告訴他不能到中國來、歷史的果告訴他不可能前來中國居留、歷史的果告訴他不可能學會中文、不可能翻譯聖經、不可能……、不可能……,馬禮遜卻把各種「我不能」,靠著神的恩典,一一化為「神能」。馬禮遜因此成為一個寫下歷史的人。
宣教士的工作就是一份寫下歷史的工作
一個寫下歷史的人,絕不是一個在歷史的潮流中隨波逐流的人。他是一個超越歷史羈絆,在歷史的果中,另結無數奇花異果的人。如果宣教士的工作便是在基督的名沒有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那麼宣教士的工作便是一件寫歷史的工作。寫歷史使我們不會在未來的歷史文化社會中缺席;寫歷史使我們在未來的文化社會土壤中,形成一片好土,使福音的種子可以順利的落土、成長、開花、結實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如果我們說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那是因為在過去許多世代中,不斷有人獻上生命,以血、以淚、不斷的在歷史中留下痕跡,形成歷史素材,有以致之。然而歷史的巨輪轉至今天,大約從十九世紀以後,基督教卻逐漸的從歷史中撤退缺席,使得今天所謂的後現代文化成為一個沒有基督教的文化,宣教工作日益艱難,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華人宣教史的角度來看,馬禮遜固然用他的一生,成為一個寫歷史的人。在他之後繼之而來的許多宣教士,也成為一群寫下歷史的人。譬如說戴德生家族從一八五三年至今,一家五代連續一百五十四年在中國從事宣教工作。戴氏的名言:「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生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他在一八六五年組成中國內地會,差遣大批一流優秀、吃苦耐勞的宣教士,深入中國窮鄉僻壤、偏遠落後的地區傳福音,影響至為深遠。他妹妹、妹夫
(Benjamin Broomhall)則在英倫組成反毒協會,奔走遊說,促使英國政府宣布反毒政策;他們家的十個子女中,有五個人成為入華宣教士,連續三代在華宣教。戴德生的親家戴存義師母的爸爸(
Grattan Guinness)也是反奴禁煙運動的大將,他有兩個兒女在中國宣教,孫輩中亦有多人成為入華宣教士,寫下華人宣教史中極其重要的一章。
在中國現代化歷程中,亦有許多宣教士成為寫下歷史的重要人士。這些人如林樂知
(Young Allen)、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丁韙良 (William Martin)等人在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一八六○年北京條約訂立前後,直接影響到中國的自強維新、變法革命等活動,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寫下了一段輝煌不可磨滅的歷史。還有許多宣教士在中國從事醫療傳道、慈善救濟、社會關懷、教育改革、救災濟貧等工作,在中國文化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嚴重的空缺
然而奇怪的是民國以後,華人教會的發展似乎越來越快,但相對的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少,也就是說我們從歷史中缺席了。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社會急劇大變的過程中,我們完全缺席了。譬如說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以西方文藝復興以後逐漸發展出來的「德先生
(Mr. Democracy)」「賽先生 (Mr. Science) 」為號召,承襲了當代西方文化的果,卻把西方文化的根源——基督教完全拋棄了。及至一九二二年,發自中國知識界的反基督教運動
(Anti-Christian Movement) 如火如荼的熱烈展開,幾乎當時所有重要的知識分子都熱情洋溢的披掛上陣,詆毀攻擊基督教,無所不用其極。然而這個時期的教會,正值所謂的十年復興時期,對於外界風起雲湧的「非基運動」卻幾乎完全缺席,沒有什麼反應。
這樣在歷史中缺席帶來的是什麼呢?我們可以發現帶來的結果是華人現代文化社會中瀰漫著一片反神無神、唯物現世的思想。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現實理性思考,使得華人文化中這一塊土地,正是耶穌在撒種比喻中所形容的前面三種不利於福音種子落土、生長、開花、結果的壞土。向華人宣教困難重重、效果奇差,這應是主要原因。
寫歷史,面對當代文化,檢討過去歷史發展,求主賜給我們智慧,不僅明辨分析、清楚認識歷史的果;也能投身歷史巨流,重新詮釋歷史事件,尋索歷史真相面貌;並且影響當代文化社會,提供未來歷史素材,寫下歷史。
「我們正在寫歷史!」
在紀念馬禮遜入華宣教二百年的今天,這就是我們在上帝面前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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