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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摩拉維亞每日箴言》當然是上帝的呼召,在宇宙光出版的第一本台灣中文版《每日箴言2011 年》譯序中,我已經將自己與這本靈修書從結識到翻譯成書的心路歷程做了鋪陳,如今,已是第九年了。然而,翻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一點,並非從我開始翻譯《每日箴言》才曉得。二十幾年前,第一次在德國大學的漢學系修翻譯課,就令我這個自認「漢學素養挺好,德語水平尚佳」的台灣學生對翻譯避之猶恐不及。

*  *  *

初夏午後,教室裡十幾個學生埋頭苦思翻譯作業,在那個沒有網路、google 和手機的年代,每個人桌上堆滿各式各樣的辭典和參考書,微醺的暖風中不時傳來翻書頁的沙沙聲。來自北京的李教授在漢學系裡開授「文心雕龍」和「中德翻譯」,今天他要我們把陶淵明的〈飲酒〉詩第五首譯成德文──「希望保留詩歌的節奏感,最好還能押韻,(哇咧,最好是哦!)50 分鐘後交卷」,李教授交待完便走出教室。

一會兒,後面有人用原子筆蓋戳我的背,是卡蘿拉,她壓低聲音問:

「怡君,妳覺得這句『悠然見南山』裡的『南山』是單數還是複數?」

「蛤?妳說什麼?」我一時沒會意,不知道她在問啥。卡蘿拉還沒來得及複述,坐在右後方的漢斯聽見了搶著搭腔:

「對啊,我知道『採菊東籬下』的菊花應該是複數,但是『南山』呢?妳認為是一座山還是很多座山?」於是,左後方的奧圖也聽見了,馬上接著說:

「還有,『南山』是一個專有名詞呢,還是指位於南邊的山?」

「如果是專有名詞就好辦,是單數,但如果是南邊的山呢,就得考慮單複數了。」旁邊的沃夫岡也加入討論。這幾個人嘰嘰喳喳搞得全班都聽見了,頓時前後左右十幾雙眼睛都朝我望過來,眼神中流露詢問的期待,希望我給個標準答案。

「我……我不知道。」這是實話,從小到大念了多少中國詩詞,壓根兒沒想過這種問題。

「怎麼會呢?」卡蘿拉不放棄:「這裡只有妳是講中文當母語的,想一想嘛。」

「對啊,妳在台灣不是念過中文系?陶淵明的詩嘛,一定讀過的,肯定知道。」前面的姍德拉轉過頭來,臉上堆滿自以為是的笑容。

「是啊,妳以前的中文系老師是怎麼講的?」
「沒提過陶淵明住哪裡嗎?哪座山下啊?」
「老師沒教這首詩嗎?」
「李教授說這是很有名的〈飲酒詩〉耶,妳的老師不會不教吧?」……

霎時間,好像整個台灣中文系的榮辱興衰、還有我的詩選老師的學術聲望是否會毀於一旦,全成了我的責任,端視我能不能給他們答案。天曉得,我根本不會、也不想回答這個問題。一股莫名的惱怒升上來,我起身把桌上的字典、參考書、筆記本和筆盒一股腦兒掃進包包裡,大聲說:「你們這樣亂七八糟解讀陶淵明的詩,根本沒讀通中國文學,完全不懂中國文化,你們這樣念漢學,通通不及格。」然後拎起包包甩頭就走,留下日耳曼蠻族面面相覷。那一次的翻譯作業,全班通通不及格。

*  *  *

從那時候開始,我再也不修翻譯課,尤其排斥中德翻譯,當時漢學系的馬丁教授曾經詢問我可否與他一起合作翻譯金庸武俠小說,我想都不想就回絕了,態度決斷得讓他有些錯愕,這個讀了一輩子中國書的德國人極為訝異,通常措辭迂迴婉轉的漢語人士怎麼會講話如此斷然直接?!後來我在研究所主修語言學,漸漸能夠理解當初翻譯課的德國同學為什麼會問出那些搞錯重點的問題,也很慶幸上帝最初是向希伯來先知啟示,而非啟示古代中國聖賢讓他們用漢語寫下聖經。也因為學這個專業,聖經裡有關「語言」的記載就特別吸引我的注意。

語言真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首先,上帝用祂的話語創造了宇宙萬有,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約翰福音〉也記載「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這裡的「道」希臘文叫作logos,原意就是「話語」。再者,上帝在所造的萬物之中,唯獨賦予人類語言能力,使他有別於其他物種,能夠與上帝交談、聆聽上帝的話。令人驚訝的是,語言竟然也是上帝用來懲罰人類的方式之一。最初亞當夏娃犯罪,代價是被逐出伊甸園與上帝隔離;而後整個人類敗壞,上帝用洪水來毀滅世界,僅留下挪亞一家。接著,就是巴別塔的咒詛了,因為人類的驕傲,上帝讓人們彼此語言不通,無法完成自以為了不起的工程;我們當然也不會忽略,祭司撒迦利亞因為不信上帝藉天使向他說的話而暫時成為啞巴,不能開口說話直到預言應驗的日子。

對我個人而言,聖經裡最有意思的一個跟語言現象相關的記載,是在〈士師記〉12 章。以色列十二支派當中有一個支派叫以法蓮,以法蓮人與其他支派不同之處,就是他們不會發「虛」這個音,只要希伯來語中碰到要發「虛」的地方,以法蓮人都只能念成「斯」。有一次,這個支派被基列人追殺逃到約旦河邊,守在渡口的基列人為了辨別來者是否以法蓮人,要求每個渡河的人念一個詞「示播列」(shibboleth),如果是以法蓮人,就會說成「西播列」(sibboleth),當下基列人就將他抓住殺害。這是口音攸關生死的一個極端事例,然而不可否認的,一個人說話的咬字、腔調以及用字遣詞,往往會不自覺流露出他的背景身分。在這裡,我又想到約書亞,他是繼摩西之後的以色列領袖,也是以法蓮人,想當然爾他講希伯來語時也都把「虛」念成「斯」,因此他原本的名字叫「何西阿」(Josea),名字裡沒有「虛」的音。但是當他與其他支派一同被差去窺探迦南地時,摩西就給他改名叫約書亞(Joshua)(〈民數記〉13 章16 節),聖經裡沒有說明摩西為什麼給他改名字,但是對研究語言的人來說這是可以理解的,一個未來的領袖,一個要帶領以色列進入應許之地的領導者,除了膽識勇氣與純正堅定的信仰,還必須訓練講話咬字清楚,摩西讓他從自己的名字開始練習,要能分辨希伯來語中的「虛」、「斯」並且發音正確。當然,並非口齒伶俐、舌燦蓮花、辯才無礙的人都是當領袖的材料,但是反過來看,凡是擁有領袖氣質與魅力的人,有哪個是講話稀里呼嚕含混不清的?

再回到巴別塔。上帝因為人的驕傲而變亂他們的口音,算是一種懲罰,然而對研究語言的人卻是莫大的福氣,世界上竟有這麼多截然不同的語言,各個語言獨特的結構之美常常令我驚歎不已。回想起,當初在翻譯課上對同學發脾氣委實沒有必要,不過念大三的德國年輕人,如何能夠領會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心境以及與大自然互動得到的體悟,更關鍵的是,德語和漢語兩者實在天差地遠。語言結構確實影響一個人的思維方式以及看待世界的角度,德語語法複雜、嚴謹又邏輯,適合用來思考、辯證與推理,對於名詞單複數、位格、性別、人稱、動詞變化各個層面都斤斤計較,一絲不苟,難怪德國人那麼喜歡講道理,出了那麼多哲學家和法律學家。同理,當德國同學要把中國詩詞翻成德語時,他的母語框架已經把他的思考方向限制住了,他不得不計較這些我們看來瑣碎不重要的部分。另一方面,一個社會看重的價值也會反映在語言裡,當中國人用「吃飽沒?」來互相問候時,德國人說的是「一切都按著秩序在走嗎?」(Alles in Ordnung?)。現在已經習慣了,但是三十年前當我第一次在學生食堂聽到同學這樣彼此問候,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當我不再那麼排斥翻譯,並且想到藉由翻譯可以讓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達到某種程度的溝通與了解時,已經是在念博士學位的最後一年了,那時候我也已經讀過關於欽岑多夫、敬虔主義、合一弟兄會以及摩拉維亞復興的歷史。而當我決定要將《每日箴言》翻譯成中文出版,又是回台灣在大學裡教書十年之後的事了。幸好,翻譯《每日箴言》,是從德語翻成自己的母語,然而在閱讀德語原文時,卻需要一遍又一遍的咀嚼,細細體會那隱含在每個字詞屈折變化、每個變化相互牽涉關聯之中的語意,理解領悟之後,再用合乎中文語法的句子譯寫出來。在德文與中文轉換當中,每逢遇到瓶頸過不去時,就感受到數千年前巴別塔的懲罰威力尚在,然而當我最後將譯好的中文詞句與德文原文對照時,往往覺得不可思議,語言與思考方式南轅北轍的兩個民族,卻都可以認識、相信同一個上帝,領受同樣的誡命與應許,對祂發出同樣的讚美感恩。這真是神蹟。

主後2018年仲秋

(文摘自《摩拉維亞每日箴言2019》譯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