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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柏林圍牆追悼會。(圖片來源/Pixabay)

1989年11月9日,阻擋德國的柏林圍牆突然「倒塌」了,倒塌的原因竟起自一個口誤──東德政府有意放鬆對東德人民的旅遊限制,但在國際記者會上,官員卻口誤宣布開放邊境,並允許東德人民「永久離境」;當夜,許多東柏林人便湧至柏林圍牆。一開始邊防駐軍試著控制場面,逐一在這些人的護照蓋上「永久離境章」,但最後由於人數眾多、場面混亂,駐軍停止攔阻,幾乎毫不檢查護照就讓東德人自由進入西柏林,這一天,象徵分隔東西德長達二十八年的柏林圍牆「倒塌」。

一個月後的聖誕節,享譽國際的美國作曲家兼指揮家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率領來自東西兩德與英、美、法、蘇四國的音樂家,共同在柏林劇院(Schauspielhaus Berlin,現已更名為柏林音樂廳,Konzerthaus Berlin)演出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第九號交響曲《合唱》,並將歌詞中所有的「歡樂」(Freud)改為「自由」(Freiheit),使第四樂章的〈歡樂頌〉變成〈自由頌〉。

這恐怕是貝多芬創作時始料未及的。


↑貝多芬1820年畫像。

↑維也納肯恩頓門劇院。

↑日籍指揮家小澤征爾。

1817年,倫敦愛樂協會(Philharmonic Society of London)委託貝多芬創作一首交響曲,七年後作品終於完成,並在維也納肯恩頓門劇院(Kärntnertor Theatre)首演──這便是今日眾人熟悉的第九號交響曲《合唱》。起初貝多芬不想在維也納首演,而是屬意柏林,原因是當時的維也納盛行羅西尼等義大利作曲家的歌劇,貝多芬認為這些義大利歌劇和自己的風格相差甚鉅,認定維也納的聽眾不能理解自己的作品。消息傳出後,他的朋友與贊助人為了將首演留在維也納,特別集結維也納當地舉足輕重的音樂贊助人與音樂家聯名請願,才使他改變心意,睽違舞台十二年後親自指揮、於維也納首演。

貝多芬是首位成功將合唱融入交響曲的重要作曲家,此一創舉直接影響諸如孟德爾頌、馬勒等作曲家創作編制類似的交響曲。第四樂章採用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同名詩作〈歡樂頌〉入樂,旋律琅琅上口,歌詞表達作者盼望世界和平、彼此友愛,並提醒世人尋求創天造地的上帝。〈歡樂頌〉在兩德分裂時期的奧運會上,作為德國聯隊的隊歌,1985 年成為歐盟盟歌,日籍指揮家小澤征爾則在1998 年冬季奧運會開幕式,指揮來自五大洲的音樂家,共同演出完整的第四樂章,此作品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貝多芬雖在天主教的環境長大,但年少時深受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影響,推崇理性主義,靠自己的努力在高手雲集的維也納闖出一番天地,但信仰生活乏善可陳。然而,隨著他的耳疾日益加重,他開始重新思考信仰在生命中的意義。在1802年寫下的〈海利根施塔特遺書〉(Heiligenstadt Testament)中,貝多芬向上帝呼喊:「全能的上帝,請祢看看我的靈魂深處,祢看看我的內心,便知道我心中充滿對人類的愛且一心向善。」〈海利根施塔特遺書〉是他生命的轉捩點,隨後,他創作了神劇《基督在橄欖山上》(Christus am Ölberge)、《C大調彌撒》,以及與巴哈《B小調彌撒》齊名的《莊嚴彌撒》(Missa solemnis)等數部宗教意涵濃厚的作品。在1802到1808年間創作第六號交響曲《田園》草稿中,他寫下:「喔,主啊,我們感謝祢。」在1810年寫給摯友的信中提到:「我沒有什麼朋友,必須孤獨地活著。然而我知道,上帝比任何人都與我親近。」1815年時,他甚至萌生到一間小教會任職,單單為上帝創作的念頭。

第九號交響曲可說是啟蒙運動與基督信仰在貝多芬身上的匯集,年少時的他堅信透過理性溝通,人類能夠彼此和平共處,但他一生的經歷又不斷提醒──上帝超越一切的存在。他自己形容這首交響曲是「一首敬虔的歌;主,我們讚美祢,哈利路亞。」儘管在他的書信、日記與對話記錄中,常可看見他讚美、感謝並思索上帝,但或許因為耳疾的關係,使他的性格日益乖僻,也造成他難以與人交往,更遑論前往教會,他的信仰僅停留在個人層面。除了深受啟蒙運動影響,他對於東方哲思與其他宗教略有涉獵,因此,當席勒在〈歡樂頌〉的歌詞提及極樂世界女神(Tochter aus Elysium,源於古希臘的宗教信仰)時,貝多芬毫無猶豫地保留下來,未做任何修改。1907年,美國長老會的戴克(Henry van Dyke Jr.)牧師根據〈歡樂頌〉的旋律重新填詞,才成了今日大家熟悉的〈快樂頌〉(或譯〈歡欣歡欣齊來敬拜〉)。

其實,貝多芬早在1793年就已經讀過席勒在1785年創作的〈歡樂頌〉歌詞,並試圖為之譜曲,然而多次嘗試都未成功,從他留下的創作手札中,可以找到許多不同的〈歡樂頌〉草稿。而在後人的研究中發現,根據席勒的手稿,他最初是想寫〈自由頌〉,而非〈歡樂頌〉,但礙於當時敏感的政治氛圍,席勒最終沒有以〈自由頌〉定稿出版。許多學者相信,起初感動貝多芬譜曲,應當是席勒的原始〈自由頌〉版本。這樣的推測並非空穴來風。深受啟蒙運動影響的貝多芬推崇天賦人權、平等自由,並相當敬佩推翻君主專制政府、還政於民的拿破崙。據說,1804年拿破崙稱帝的消息傳開後,貝多芬非常失望,將原本要題獻給拿破崙的第三號交響曲《英雄》,刪去封面上拿破崙的名字,改題「英雄交響曲,為記念一位英雄人物」。

在慶祝柏林圍牆倒塌的聖誕音樂會,伯恩斯坦將〈歡樂頌〉變成〈自由頌〉,見證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他接受訪問時說:「我相信貝多芬會給予(歌詞變動)他的祝福」,並強調「這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聖誕節。」

自由,不僅是1989年許多東德人得到最棒的禮物,也是上帝給人最奇妙的禮物,上帝是給人自由意志的上帝,祂從來不用文攻武嚇,而是透過愛,並耐心等待人的回應。在2019年開始之際,你用你的自由做了什麼樣的選擇呢?

……(文未完,請見2019年1月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