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取消讀取

2017年10月推出「台灣宣教之旅」這個專欄時,我們曾提出:「期待追溯台灣宣教的源頭,見證宣教先賢的足跡與步伐……,實地去踏查重要史蹟,讓宣教史的時代背景與真實內涵得以呈現……,期待建構歷史與文化的舞台,探索宣教史更深邃廣闊的時代意義,讓宣教史與台灣這塊土地完整結合在一起。」這是我們的期待,也是我們的工作。而繼今年2、3月追溯馬偕與淡水教會的形成及發展,這一期讓我們一同南下,探索馬雅各在旗後地區宣教的歷史背景。

↑十九世紀的打狗港素描。

雄港是台灣第一大港,如果站在高雄鼓山領事館官邸從高處眺望,很能感受到青天碧海的恢弘氣勢,整個海灣就像一雙寬闊的手臂,包容吐納著大海無盡的潮汐,蘊含了無數蕩氣迴腸的歷史,而近代基督信仰就是從這裡開始進入台灣。

南北兩岸的疑惑

1865年馬雅各醫生來到打狗港,旋即前往台南地區,在看西街設立醫所,開始以醫療宣教;但二十三天之後,抵不過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與暴亂,不得不退回打狗地區。這段歷史,其實有兩個問題值得探索。其一,馬雅各為何會從台南回到打狗旗後地區?其二,馬雅各為何會選擇打狗港南岸建立宣教地點?我們先從第二個問題開始探討,第一個問題留待下期雜誌報導。

在追索馬雅各的宣教足跡時,有個疑惑一直橫亙於心,那就是馬雅各退回打狗時,為何放下繁華且有領事官駐紮的北岸地區,選擇到交通不便、偏僻荒涼的南岸旗後去建立教會?今日去旗後教會有兩個方法,一是從鼓山搭乘渡輪;二是開車,經由過港隧道到達旗津,交通比起英國領事館所在的北岸地區,倍感不便。如此地理狀況,格外增加我們的疑惑。尤其是馬雅各遠渡重洋來到台灣,若把宣教據點設在領事館所在的北岸地區,可謂必然、也合乎情理,但他為何反其道而行呢?

隨著田野調查逐步深入與開展,對於馬雅各為何選擇南岸旗後地區,我們終於理出頭緒──原來這個問題背後帶出的,是整個高雄港的開發史,特別是基督信仰與近代文明進入南台灣的歷史。

最早的海盜和移民

旗後是旗津的舊稱,也是指現在旗津地區的一部分。關於旗後的開發史,《臺灣府志》、《鳳山縣志》等清代文獻,都有記載明末海賊林道乾來到台灣打狗的故事。林道乾真有其人,出生於潮州惠來,十六世紀活躍於東南亞各國,是明末勢力強盛、計謀多端的海盜。由於中國實施海禁,林道乾屢遭官府追剿,最後到了泰國,接受泰王招安,如今在泰國北大年地區還有林姑娘廟,正是供奉林道乾的妹妹。但是除了這些零星片段之外,關於林道乾多是怪力亂神、子虛烏有的傳說。

目前可靠記載,最早進入旗後地區的漢人移民,應該是福建人徐阿華。1673年(康熙十二年),徐阿華來到打狗附近海域捕魚,由於此處漁獲豐富,徐阿華便在旗後山下搭建草茅,將家人帶來定居。後來陸續有其他福建漁民跟進,旗後山下就形成旗津最早的聚落。同時,一如台灣多數靠海謀生的漁民,他們將原鄉的媽祖信仰也帶了過來,共同興建現在旗津地區最早的媽祖廟,也就是旗津天后宮。事實上,這座天后宮最初只是用茅草土石搭建的簡陋小廟。

但是到了1860年,一切都改變了,因為清廷簽署天津條約,打狗開港,旗後地區正式納入世界貿易體系。

百年前的打狗第一街

旗後因位於海口,順理成章是最早成形的漁村聚落。打狗開港後,貿易商紛紛進駐此地,更成為十九世紀打狗的首善之地,許多洋行、酒館、旅舍、店鋪聚集在此,寫下旗津歷史輝煌的一頁。這時出入打狗的船隻,不再只是漁民三三兩兩的小舢舨,而是體積龐大的貨船、郵輪。

事實上,最早的英國領事館也設在此處。1865年,英國海軍測繪的《打狗港地圖》(PORT TA-KAU-KON),清楚標示出領事館的位置,這說明馬雅各選擇旗後地區建立宣教基地,在當時絕對合情合理。而今日富麗堂皇的領事館及領事官邸等建築,則是1878年才開始興建,當時馬雅各已經離開台灣七年。

簡單來說,馬雅各在台灣的年月,繁榮興盛的旗後才是他真正的根據地。然而,時過境遷,一百五十年後的今天,一般人都誤以為英國領事館和領事官邸一開始就設在北岸的鼓山地區,以致於馬雅各、乃至整個英國領事館都從旗後地區的史實湮沒不彰。若不是透過文獻與田野調查,馬雅各與打狗港這段歷史或許仍是難解的謎團。在日治時期,旗後地區依然繁華無限,高雄最早的公學校在旗津,打狗區役場(類似今區公所)也設在旗津,由當地仕紳葉宗祺擔任區長。一個僻處海外的沙洲,竟然成為整個高雄港的核心。

1916 年,日本人在旗後山上建設現代化燈塔,當時旗後的光環可謂如日中天,但日治中葉開始,政府全力建設高雄港,重心轉向北岸,短短二十年左右,旗後的地位一落千丈,成為高雄的偏鄉地區。這樣的景況,也導致後人對馬雅各選擇宣教起點的疑惑。在歷史洪流中,我們如果不能從史實去爬梳宣教先賢的真實步伐,就無法建立真正的宣教歷史,這對於無數為台灣奉獻一生的宣教士而言,無疑是極大的不敬與無禮,也是對宣教史與台灣史的重大疏忽。

……(文未完,請見2018年05月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