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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喬安娜為其曾祖父所寫的傳記《一個基督徒在多神之地》。(圖中)陶氏兄弟與公誼會在華史略。(圖右)朱敬華編著《宣教火,家承傳》。

史雖已過去,卻不曾遠去,它有時就藏在閣樓上或地下室的某個角落。在英國,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週年紀念活動陸續展開,各地也紛紛傳出有人從閣樓發現屬於那次大戰的物件,使人與那場浩劫的距離更加貼近。

例如,在肯特郡(Kent)的Scotney Castle,工作人員從閣樓的一只金屬箱子內,發現十一本日記、七十幾封信件、多枚勳章和一些與戰爭有關的物件,經過抄錄、整理後,在2014年、也就是第一次大戰爆發一百週年時展出,別具意義。這些物件為皇家砲兵高階軍官Arthur Hussey所有,他的父親就是這座城堡的主人。另外,在坎布里亞郡(Cumbria)的Kendal,有位兒子在母親過世後清理母親的寓所,在閣樓上發現一疊文件,其中有一首悼念袍澤陣亡的詩作,是他的舅公Cornelius O’Mahoney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寫的,當時他們在土耳其參加達達尼爾戰役,傷亡慘重。透過這首感人詩作,我們彷彿置身於1915年的達達尼爾海峽,感受到無情的戰火和濃厚的袍澤情誼。

歷史不僅藏在閣樓,也藏在後人的記憶與記念中。喬安納(Joanna Shelton)曾任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祕書長,她的曾祖父Thomas Alexander(1850~1902)是第一代赴日本的美國長老會宣教士。喬安納身居要津,經常在世界各地與各國政要見面,行程滿檔,意氣風發。有一次,她接受日本大阪一間教會邀請,成為一百二十週年堂慶的貴賓,原來這間教會是她曾祖父建立的。喬安納除了參加感恩慶典,還去看了艾拉的墳墓,艾拉是曾祖父的女兒,在教會擔任司琴,十四歲時病逝於日本。透過這間日本教會的記憶與紀念,喬安納開始尋找曾祖父的足跡,寫成一本傳記《一個基督徒在多神之地:在日本的信心之旅》(A Christian in the Land of the Gods: Journey of Faith in Japan),而且逐漸重建自己早已疏遠的基督信仰,最後甚至辭去那份重要職位,回歸蒙大拿州的農場,在一所小教會中擔任長老。她說:「或許,我是那位一百年前在日本未盡其功的老宣教士最新結的果子吧!」

歷史無論是藏在閣樓,還是藏在人的記憶與記念中,總要有人去發現、去書寫,它才會說出所知道的故事。宣教士的故事,由宣教士的子孫來撰寫,似乎最為理想。除了喬安納之外,我手邊還有好幾個為曾祖父母寫傳記的例子:

其一,柯喜樂(Norman H. Cliff,1925 ∼ 2007)寫他的外曾祖父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1829~1911)的故事,中譯本《聖愛的火焰》(A Flame of Sacred Love),2006年由宇宙光出版,「馬禮遜入華宣教兩百年紀念文集」之一,代表華人教會對海家幾代委身在中國福音事工由衷的感念。

↑柯喜樂參加2006年在澳門舉行的第七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該次會議期間,同時展出宇宙光製作的「馬禮遜入華宣教二百年」歷史圖片展,且與華福中心聯合出版一套七十冊的「馬禮遜入華宣教兩百年紀念文集」。

其二,泰澤可(Charles Tyzack)寫他的外曾祖父陶亞當(Adam Davidson,1832~1885),因參加英法聯軍之役,深感內疚,回英國後加入基督教公誼會,他的四個兒子陶維新、陶維廉、陶維禮、陶維義先後來到中國,於四川建立公誼會在中國的宣教基地。書名《公誼會入中國:陶氏兄弟與公誼會在華史略,1886~1939》(The Davidson Brothers and the Friends’ Mission to China,1886~1939),封面上「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十個中文大字,透露出這個宗派除了持守基要真理外,也重視追求和平與友誼的核心價值。

華人參與跨文化宣教雖起步較晚,但如今也到了可以為家族前輩寫傳記的時候。朱敬華的《宣教火,家承傳:華人宣教先鋒朱醒魂與家屬見證》,2016年建道神學院出版,是這類著作的代表。全書分為朱醒魂生平、朱醒魂開拓宣教事業至今之發展、朱醒魂家屬事奉見證三大部分,不但完整記錄朱家四代與上帝同行的見證,也為華人初代跨文化宣教運動留下珍貴紀錄。為曾祖父母寫宣教故事,朱敬華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最後要說的是Esther Davison寫的《恩惠與慈愛》(Goodness and Mercy),講述她父母在戰火下的中國所經歷的艱難歲月,2009年由Mill City Press出版。


↑左起三人:高惟義、祝美柏、女兒Gwen。

↑《恩惠與慈愛》原著。

本書作者Esther的母親Maybeth Judd(1913~1997),中文名字叫祝美柏,是第三代來華宣教士。祝美柏的祖父祝名揚(Charles Judd,1842~1919)是內地會的初代成員、戴德生的重要同工;伯父祝康寧(Frederic kJudd,1871~1956)是內地會的醫生,在上海時與倪柝聲交往密切;父親祝家寧(Charles Judd, Jr.,1876~1966)也加入內地會,在上海總部管理財務,晚年任職於費城的北美總部;姊姊祝美蘭(Kathleen Judd,1907~1988)嫁給內地會史學家賴恩融(Leslie Lyall,1905~1996),夫婦也都在華宣教。因此,當祝美柏於1936年由溫哥華出發前來中國時,中國對她而言並不陌生;然而因著日本對中國的野心,戰雲從東北、華北逐漸南移,中國對她而言卻又是充滿變數的地方。

祝美柏與同屬內地會的高惟義(Ken Gray,1913~1973)1939年2月在上海結婚,婚後他們奉派到浙江奉化展開新的宣教生涯。1940年1月,長女Gwen到來,為這個小家庭帶來無比的喜樂與幸福,他們在奉化度過一段美好的日子。

1941年春天,日軍占領奉化,日子開始難過起來。由於身為加拿大僑民,還不致於受到日軍直接迫害,高惟義、祝美柏一家人決定仍留在奉化,與中國人站在一起。直到珍珠港事變爆發,加拿大僑民變成敵國人民,高惟義一家人逃難的時刻終於來到。從奉化經由寧海、嵊縣、新昌,多半靠腳踏車和徒步,好不容易才到達天台。難民如潮水流動,逃難之路波折難行。白天,不時在日本飛機的掃射下躲藏,有時候正經過墳場,只得以墓碑為掩護;夜晚,或棲身於髒亂無比的客店,或將就在路旁的奉茶茅屋過夜。12月寒風刺骨,撐到天台的時候,眾人都生病了,尤其是未滿兩歲的Gwen最為嚴重,不住咳嗽,呼吸困難,終於在1942年1月5日病逝。更令人難過的是,天台當地人拒絕讓一個「小洋鬼子」葬在他們的土地上,心碎的高惟義夫婦只好僱艘船,將小小的棺木運到下一個名叫臨海的城市,葬在那裡的基督徒墓園。筆者幾年前閱讀本書英文版,讀到這裡時不忍鼻酸,戰火下的宣教家庭所承受的苦難是何等沉重。最近校閱本書中文版,讀到這裡更不忍落淚,因為筆者現在有一個與Gwen年紀相近的孫女,天真無邪、逗人憐愛,更能體會當年他們失去Gwen是何等傷痛。

書中詳述從1941年底開始,他們輾轉流離於浙江、閩北、贛東地區,1944年底從贛縣搭軍用飛機到昆明,才算脫離淪陷區。再從昆明搭飛機到印度加爾各答,轉搭火車到孟買。等到1945年戰爭結束後,從孟買搭船回到美國紐約,為九年來的第一個宣教任期劃下句點。

《恩惠與慈愛》寫到這裡就結束了,但本書作者出生於上海,可見她的父母在休養生息之後,一定又回到中國,然後在1950年前後再次因政局大變動,被迫離開中國。回到北美後,他們繼續在海外基督使團服事,直到年老退休。或許在中國戰火下宣教的這九年,不是他們一生中最有成就的歲月,卻很可能是他們一生經歷上帝的恩惠與慈愛最豐富的歲月。

幾年前筆者閱讀這本傳記,覺得這個宣教士家庭在中國抗戰淪陷區逃難的經歷很有代表性,因此寫成〈戰火下的宣教路〉一文(見2015年11月《宇宙光》)加以介紹。文中感嘆這本傳記還沒有中文譯本,沒想到讀者李淑雯女士主動響應,承擔翻譯初稿的重任,而宇宙光出版社同仁在簽訂版權與修訂譯稿方面也費心費力,如今中譯本得以出版,筆者甚感欣喜。幾年前,本書作者在通信中向筆者透露,她正在撰寫父母在中國第二個任期(1946~1950)的故事,但願她早日完成,也期待有更多藏在閣樓上的故事能早日發現、書寫、翻譯成中文,讓華人教會在承接宣教大使命時,有更多美好的見證可以學習。

……(請見2018年03月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