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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2019 年是和合本聖經發行一百年紀念。這是華人基督教界的大事,因為和合本聖經陪伴無數人認識耶穌基督,也引領無數基督徒每天閱讀聖經時,享受屬靈生命不可測度的豐盛滿足快樂,了悟生命意義。說和合本聖經是一本最奇妙、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書籍,絕不為過。

為了記念和合本聖經發行一百年,宇宙光策劃圖展、紀念專刊等活動。本期我們率先刊出林治平的〈上帝說華語──聖經中文譯本的故事〉,帶領大家認識聖經中文譯本的故事。

↑1534年,馬丁路德翻譯的聖經。

一、上帝會用什麼語言說話?

帝說華語?
什麼意思?
上帝?
是那位基督教所講的上帝嗎?
祂會用什麼語言說話?
祂會向人說話嗎?

沒錯!的確是基督教所講的那位上帝,祂非常、非常喜歡跟人談心說話、細訴衷腸。

自從創世以來,祂就喜歡用祂創造的奇偉雄幻、精細絕美的宇宙萬物,向人訴說、啟示祂的奇妙偉大、無窮奧祕;有時候也會用祂賜給人、唯人獨具的話語能力,向所揀選的聖哲先知、平民百姓,傾心吐意、細數因由。

聖經這本書包含舊約三十九卷、新約二十七卷兩大部分。遠在三千六百多年前,一個歷經生命熬煉、透徹了悟人生意義的希伯來人約伯,就用希伯來文寫下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本書〈約伯記〉。整套舊約除少數使用亞蘭文以外,希伯來文是舊約寫作的主要文體;新約則是耶穌降生以後,跟隨耶穌的門徒用希臘文寫下耶穌的行誼記錄;西元96 年前後,約翰在拔摩島上完成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整本聖經之完成,總共歷時一千六百餘年,歷經四十多位生命背景、人生閱歷完全不同的記錄者,包括君王首相、亡國俘虜、監獄囚犯;又有專業醫生、律師、詩人、學者、士官、稅吏;以及普通平民百姓漁夫、農人、牧人、工人等。這些人地位不同,環境各異,文稿記錄完成於皇宮、監獄、荒島、曠野及普通民居,事前並無任何會議溝通協調,所傳核心價值、資訊內容竟能如此前後一貫、協同一致,令人歎為觀止;所述預言啟示命令,亦能一一實現完成、證其為真,更是完全不可思議。

聖經是一本上帝向人顯現啟示的書,走過歷史,你可以看見,上帝不僅親自向祂呼召揀選的人說話,祂更反覆叮嚀,叫他們把祂說過的話寫下來,留傳給後世的人傳衍遵守。十六世紀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後,印出的第一本書就是聖經,因此聖經這本天下之大經,很快進入不同的文化歷史,成為一股改變歷史、形成文化思想新潮流的主導力量,進入希臘、改變羅馬,進而形塑完成整個歐美社會文化,坦然歡欣迎接現代文明誕生。在那個蠢蠢欲動、亟欲破土而出、忙於改變創新的世代,翻譯聖經、閱讀聖經、重建人性尊嚴價值的呼聲,從一頁一頁聖經翻讀聲中,喚醒中古千年沉睡已久的靈魂。十四世紀後期英國的威克理夫(John Wyclif),以及十六世紀初期英國的丁道爾(William Tyndale),十七世紀初英國欽定版聖經出版問世,到十八、十九世紀現代化、新時代文化遍地開花、鋪滿全地,我們看到不同語言文字的聖經譯本,隨著忠誠殷勤的宣教士腳蹤,把聖經廣布流傳,推到高峰極限。

二、上帝的話語與現代人類文化

在過去社會發展、文化演變快速運作的數百年間,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上帝忠誠良善的僕人,一代一代、前仆後繼,深入世界各個不同角落,學習當地的語言、創制當地人易學易解的文字,以不同的語言文字翻譯當地人看得懂的聖經,這種辛勤努力,不僅使英國人得到一本普遍閱讀了解的英文聖經,從此也奠定英文的風格與型式。與丁道爾同時代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在德國修道院中面壁苦修之際,藉著聖經,了悟因信稱義的奧義,並在四面楚歌、危機重重的死亡迫害之際,專心致志用眾人能夠掌握表達的德語,把聖經中從上帝而來寧靜安穩的生命信息,翻譯成標準通用的德文,奠定德國語言文學的丕基。再加上古騰堡活字印刷術推波助瀾,用各種鄉談方言出版不同語言的聖經,成為上帝揀選差派傳道宣教士的生命見證。為了讓每個人都能親炙經歷上帝話語的真實,深入語言、創制文字;翻譯聖經、印刷出版、廣傳福音,想當然耳必然成為許多宣教士的專業配備。

三、上帝說華語

對幅員廣大、人口早已破億的華裔群體而言,上帝說華語,一點也不必驚奇。根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記載,遠在635年、唐太宗貞觀九年,中國歷史上文治武功鼎盛發展的高峰時期,來自敘利亞的基督教的一個支派──景教(聶斯多里派),在傳教士阿羅本努力經營下──「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荃,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景教碑文上亦刻有「真經、歸法、留經二十七部、翻經建寺」等字樣,在敦煌洞穴也有相關圖文證明,可知當時已將聖經部分經文要旨譯為華文,傳講推行,太宗皇帝更因阿羅本「佔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的誠意所感,在貞觀九年阿羅本初抵長安之時,特派「宰臣房公玄齡,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二年秋七月,皇帝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從此景教在唐朝傳布流行約兩百年,所謂「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可知唐朝華人文化全盛時期,上帝的話語就曾在中國各地傳布流行,至唐末武宗禁教滅法而中斷。

然而打開歷史冊頁,你會發現,上帝一直揀選合祂心意的人,跨越千山萬水,克服諸般困難,上帝說華語!從唐太宗直到如今,一千三百餘年來,上帝一直努力堅持:上帝說華語!

四、深入邊區少數民族,說他們聽得懂的話

唐朝景教之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於845年,藏碑於地,深埋地底,至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 年),於長安崇仁寺(義寧坊舊址)掘地得碑,重見天日,歷經波折,原碑終由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成為碑林最吸睛的展示品。

從唐武宗反教滅法,至蒙古人建元立都汗八里(北京),歷史上找不到太多上帝說華語的憑證,直到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時期,又是另一股「上帝說華語」的高潮時期,元朝歷史上曾令許多學者困惑不解的也里可溫,正是天主教與景教進入蒙古人所建元朝的兩個基督教宗派的合稱,忽必烈大帝對天主教一直十分禮遇,天主教神父若望‧孟高維諾主教(Giovanni da Montecorvino),曾將〈詩篇〉及新約譯成蒙古文,可惜原文失傳,只能從孟高維諾給教皇的信中略窺一二:

──我請求我們修會和總會長,寄給我《對詩經集》(Antiphanarium)、《聖人傳記》、《升階唱經集》(Graduale)以及《聖詠集》各一冊作這樣本,……我已學習並通曉韃靼語文,這是韃靼人通用的言語。我還將《新約全書》及《聖詠集》翻譯成那種文字,並教人用美麗的字體繕寫出來。我公開地遵守,當眾朗讀並且宣講,證明基督的法律是正確無誤的。在闊裡吉思國王有生之日,我曾經同他計劃,將全部拉丁文的《每日誦讀》翻譯出來,……

寫於契丹(KATAY,即中國)王國汗巴里(北京城)

其實自唐朝景教徒在中土消失滅亡以後,景教仍然在中國西北邊境──特別是色目人等少數民族流傳,等到蒙古人入據中國建立元朝以後,皇親貴族、蒙古族眾,信仰景教者日多,漢人則仍多崇儒尊佛慕道,也里可溫雖因蒙古入主中原而大盛, 1308年初,亦因蒙古退位、朱元璋建立明朝,隨之在中土消亡。但在邊區四境,少數民族出沒之地,仍有上帝使者出沒其間,用他們的話語說上帝的語言。

五、西方文化歷史的蛻變

當其時也,西方諸邦國歷史的腳步,正不由自主地逐漸跨入與從前截然不同的航海時期,海上探索、西人東來,日趨頻繁;文化社會、貿易需求、接觸日多;於是宗教改革、宣教烈火、於焉熊熊燃起。1540年耶穌會正式成立,會祖之一方濟‧沙勿略(Francis Xanvier)曾親臨廣州上川島,遙望中國大陸不得進入而深長嘆息。終在入華教士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i)、羅明堅(Me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hew Ricci)等孜孜不倦、持續努力之下,成功結交儒士官員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熟練華文典範思想,巧妙掌握中西語言符號,著書立說,透過西學科技、文化思想,堅持上帝說華語的宣教策略,運用華文華語寫作出版,再次掀起上帝說華語的熱潮。

萬曆十年(1582年),羅明堅、利瑪竇首先把十誡譯成華文,名為「祖傳天主十誡」,全文如下: 

祖傳天主十誡
一、要誠心奉敬一位天主,不可祭拜別等神像。 
二、勿呼請天主名字,而虛發誓願。 
三、當禮拜之日禁止工夫,謁寺誦經,禮拜天主。 
四、當孝親敬長。 
五、莫亂法殺人。 
六、莫行淫邪穢等事。 
七、戒偷盜諸情。 
八、戒讒謗是非。 
九、戒戀慕他人妻子。 
十、莫冒貪非義財物。 
右誡十條,係古時天主親書,降令普世遵守。順者則魂升天堂受福,逆者則墮地獄加刑。

至於利瑪竇,則為歷史上最有名的入華宣教士,以西儒自居,熟稔儒學西教,出入宮闈書院,著書立說,讜論滔滔;高言闊論,條理清晰;考諸史冊,明清之際,來華教士,大多類此;西賢東至,操持華語,宣講西教,落地扎根,自此不曾中斷。

明末來華的天主教神父如陽瑪諾(Emanuel Diaz Junior)等,腳蹤踏破中國南北各地,屢膺教會或朝廷要職,長於以中文華語傳寫上帝信息,譯著出版品包括:《聖 經 直 解》、《天 主 聖 教 十 誡 直 詮》上 卷 、《天 主 聖 教 十 誡 直 詮》下 卷、《代 疑 篇 》等。均在上帝說華語的歷史途程中,留下一行行清新腳印。

繼陽瑪諾而後,有名白日昇(或譯「巴設」,Jean Basset)者,於十八世紀初,根據《拉丁通俗譯本》(The Vulgate)將聖經〈瑪竇福音〉、(馬爾谷福音〉、〈路加福音〉、〈若望福音〉、〈宗徒大事錄〉、〈希伯來書〉和保祿書信諸卷,翻譯成中文,此譯本雖未曾印刷發行,但手稿在十八世紀由倫敦皇家學會會長漢士‧斯隆(Hans Sloane)轉贈給大英博物館,因此這譯本又稱「斯隆譯本」或「大英博物館稿本」。1770年,耶穌會教士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抵達中國後,曾將拉丁文聖經絕大部分翻譯成中文,稱為「古新聖經」,亦未付梓,譯本原稿現存北京北堂圖書館。

到十九世紀初,基督教宣教運動的觸角轉向東方時,最早出現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馬殊曼(Joshua Marshman)聖經全譯本,都深深受到巴設譯本影響。

六、基督教堅持上帝說華語的努力

 

↑馬禮遜翻譯的神天聖書。

↑馬禮遜翻譯的新約全書。
 

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倫敦傳道會的馬禮遜抵達中國宣教,在來華之前的準備時期,他曾在容三德協助下,抄錄一份巴設譯本,他領受的首要使命,便是把聖經翻譯成華文。馬禮遜於1813年獨力完成新約全書的翻譯工作,並在米憐(William Milne)的合作幫助下,完成舊約的〈申命記〉,歷史書與〈約伯記〉,其他部分則是他一人翻譯的成果。馬禮遜在1819年底完成全部新舊約的翻譯,距今剛好兩百年。馬禮遜的同工米憐曾如此描述學習中文的困難:

人要說會中文,身體需銅造,肺腑需鐵製,檞木為頭,鋼簧為手,有鷹兒的眼,使徒的心,瑪土撒拉的長壽。」再加上清廷對洋人學習華文疑忌猜疑諸多設限,外國人想要學會華語,的確困難重重,難有成就。

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岳丈台約爾(Samuel Dyer)在馬來西亞等候中國開門,以便盡快進入中國宣教時,談到學習中文的困難,他說:「無論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或法文,對我而言都沒有中文困難。我越深入地研究這語言,就越感到它的困難,我也慶幸事先不知道這語言的難度,否則我必無勇氣與它摔跤。」難怪馬禮遜在1819年11月25日聖經翻譯工作完成之後,曾致函倫敦傳道會,如此報告翻譯經過:

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長期工作,孜孜不倦,又謝絕社交;在下判斷時,我保持頭腦冷靜、不偏不倚;不醉心標新立異、故弄玄虛;也不為某種見解因其古老而固執不放。我希望這種務求正確的思想方式,加上畢恭畢敬的心,庶可避免誤譯上帝之道那種可怕的責任。」馬禮遜新舊約譯本,於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名為《神天聖書》。

在馬禮遜從事翻譯聖經同時,另一個中文聖經的翻譯計劃也在印度積極進行,這個計劃是由英國浸禮會宣教士馬殊曼主持。馬殊曼的新約譯本於1811年完成,五年之後在印度出版,全書於1822年完成,同年印刷出版。馬殊曼的聖經譯本出版雖較馬禮遜早,但是因為馬禮遜的翻譯工作完成在前,出版後也獲得普遍認可使用,所以一般仍以馬禮遜的神天聖書譯本為第一本基督教中譯聖經。

七、上帝喜愛講普通話

然而語言文字愈至近代改變愈多,在這種呼聲要求下,1835年,修訂神天聖書的四人小組成立,成員包括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實臘(Karl Gutzlaff)、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以及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 Morrison)。

在他們的努力下,1837年出版了新約,定名《新遺詔書》,1840年出版舊約,定名《舊遺詔書》。太平天國使用的《新遺詔聖書》與《舊遺詔聖書》,就是由這個譯本修改而成。

1842年鴉片戰爭後,中英訂定南京條約,宣教之門曙光初現,出版一本詞彙統一、翻譯完善的聖經譯本,需求更加迫切。

1843年8月,英美差會代表十五人在香港召開首次宣教會議,討論聖經重譯工作,會議通過成立一總委辦會,進行重譯,就是後來的《委辦譯本》。1847年《委辦譯本》委員會舉行第二次會議前,各宗派因神學的爭辯,分裂成不同派系,浸信會宣布退出,另組翻譯團隊。儘管如此,委辦譯本的委員仍然盡力協調、突破彼此的差別歧異,對神學中的爭論名稱和名詞,例如怎麼抉擇要採用「神」或「上帝」,取得大家了解接受的模式,《委辦譯本》卒能在1854年出版。

在《委辦譯本》翻譯期間,裨治文退出委辦會後,與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等於1862年出版《裨治文譯本》。浸信會邀請在曼谷的宣教士高德(J.T. Goddard)修訂《馬殊曼譯本》,於1853年出版新約,1867年出版舊約,1868年出版聖經新舊遺詔全書,是為《高德譯本》。

《委辦譯本》因有王滔所述「每日辨色以興,竟晷而散」的精神全心參與,使譯文大為生色。在這次譯改出版聖經的過程,中國宣教史上第一位殉道宣教士婁理華(Walter M. Lowrie)因參與譯事,於1847年旅途中遭匪徒殺害;戴德生的岳父台約爾亦因由馬來西亞前來參加會議,於1843年染病,死於澳門。為了委辦譯本的翻譯出版,付出兩位宣教士的生命。即使如此,《委辦譯本》仍然未能取得一致的接受認同,各種不同版本的深淺文理聖經譯本,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應時而起,紛紛出版。

1850~1910年這六十年當中,中文聖經白話官話翻譯出版的情形,可用各家爭嗚、百花齊放來形容:1885年,楊格非(Griffith John)的淺文理譯本新約出版;楊格非將其淺文理新約以白話文重寫《楊格非官話譯本》、1889年包約翰(John S. Burden)與白漢理(Henry Blodget)的淺文理新約出版;1902年,施約瑟(S.I.J. Schereschewsky)在中風癱瘓以後,花了十多年時間,坐在輪椅上,僅用能動的兩根手指敲打字機譯成的淺文理聖經,又稱《二指譯本》。

麥都思和施敦力(John Stronach)合作改寫《委辦譯本》的《新約全書》;《麥都思、施敦力官話譯本》為藍本翻譯的《北京官話新約全書》、英國聖公會將《北京官話新約全書》和施約瑟的《舊約譯本》合印的《新舊約全書》、蕭靜山的《新經全集》等,這些現象似乎告訴大家:一本新的和合本白話官話聖經正是大家迫切需要的。

↑官話和合本譯者與中文助手,從左至右:鮑康寧、劉大成、富善、張洗心、狄考文、王元德、鹿依士、李春蕃。

八、《官話和合本聖經》出版

由於1854年的《委辦譯本》沒有達到提供標準中文聖經的目的,因此在各方努力之下,特別是英國與海外聖經公會駐中國代表韋威廉(William Wright)奔走下,各個不同的差會終於決定聯合譯經人才進行合譯。1890年這個合譯大會在上海舉行,最後決議成立三個不同的翻譯委員會,分別負責文言文、淺文理與官話(白話)三種譯本,以期達到「聖經唯一、譯本則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目的。

會議順利展開、達成協議,1900年淺文理和合譯本已經完成新約出版;舊約的翻譯出版工作卻停頓下來;深文理版也遇到許多波折,到1906年才能出版新約聖經。


↑初版《官話和合譯本》。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語文受到西方文體衝擊,正在劇烈變化,白話文運動暗潮洶湧;新思潮的衝擊來勢洶洶。因此,1907年「馬禮遜來華百週年紀念大會」時,決議將深文理與淺文理計劃合併,僅出版一部文理聖經,合併之後的文理聖經最後於1919年出版。

至於官話和合本的計劃,也就是今天仍然通行使用的《和合本聖經》,第一次的翻譯委員會議在1891年年底舉行,但是到1899年才完成四福音的翻譯,整本新約則到1906年才正式宣告完成。

全部新舊約聖經於1919年4月22日正式面世,定名為「官話和合本新舊約全書」,後來更名為「國語和合譯本」。《和合本聖經》的譯者是以「忠於原文」為目標,但強調「重視意義上的準確」。

在舊約翻譯的十三年中,新約又經過多次修訂,和合本聖經翻譯,前後經過二十七年努力,終於完成中國教會史上最重要的一個譯本,也是百多年來宣教士聖經中譯的巔峰與結晶之作。以致《和合本聖經》出版以後,它不僅成為教會和信徒最受歡迎的聖經譯本,甚至對坊間白話文學的流傳興起,扮演倡導引領的重要角色。

1919年出版的《官話和合本聖經》,可說是「上帝說華語」的重要里程碑,為聖經翻譯掀開嶄新的一頁。

九、上帝說華語的最新發展

然而,歷史的腳步從來不曾停歇地向前奔走,語言的演化變遷也從來不遑多讓地隨風而起、四處飄颺、飛向遠方;在此同時,科學的考古工作,不厭其煩地從挖掘發現的古代先人文物中,更多了解他們究竟對我們說了什麼,庶幾可以清楚明白、正確認識上帝藉著古時之人,對我們說了什麼?聖經學者對原文和聖經的歷史背景認識越來越多,修訂譯本或重新翻譯更準確的聖經譯本,顯然也越來越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語文隨著時代轉變,在《和合本聖經》出版跨入百年之際,中文現代化的過程不曾停止,白話文學已成現代華人朗朗上口、運用自如的口語,很多字詞的意思已有別於當日,語法文體的運用也改變了。

今日教會實在需要一本翻譯更理想、更適合當代人閱讀思考、力行實踐的聖經譯本。

在這種情形下,自《和合本聖經》發行百年來,為了把上帝的話語更準確、迅速、優雅地繼續傳送給更多華人,仍然有很多人埋名隱姓,艱苦卓絕地在上帝說華語這件工作上,用信心付出他們一生的精華。

在這些埋名隱性的天國勇士持續不斷努力下,許多少數民族如苗族、傜族、僳族、滿族、藏族、蒙古、台灣各少數民族等;以及許多不同地方方言如廣東話、上海話、福建話、閩南話、福州話、溫州話、台山話、客家話的聖經版本紛紛出版;「和合本」之外的其他新修版、注釋版、靈修版聖經,更是爭先恐後搶著問世,如:六十年代的天主教教會至今仍然採用的《思高聖經譯本》;七十年代的《呂振中譯本》、《當代福音》、《新約全書新譯本》、《當代聖經》、《現代中文譯本》、召會出版的修復本,也有於八十年代修訂「和合本」的《新標點和合本聖經》;及至九十年代初的《聖經新譯本》;還有尚在翻譯的《新漢語譯本》、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新譯本工作陸續出版。

十、結語

打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滿懷慈愛的上帝,多麼迫切想將祂的心意,向每個人細細傾訴。親愛的朋友,你願意停下匆促奔忙的腳步,聽聽上帝在你耳畔心頭、持續不斷輕聲細語、愛的叮嚀嗎?

我們相信上帝說華語的工作,會永遠不停歇地繼續下去。

……(請見2019年3月雜誌)